、价值、大约在什么商店购买。有次，她嘱我买两件75公分的白乳罩，我直奔目的地，只有70公分和80公分的。我不知怎么才好，请教营业员。这是个年轻漂亮的妹仔，以为我不怀好意，狠狠给了我一个白眼。我好害怕，额头暴汗，赶忙掉头就走。回家对妻子说了，她笑出泪花。她拿起穿得不能再穿的旧乳罩缝缝补补又将就着穿上。我也曾真正给她买过两次衣服。那年冬天，我和一位好友出差，各自为妻子购回了一件海狐绒大衣。好友的妻子一嫌贵，二嫌穿着做事不方便.就卖了出去。她也有同样的看法，但她舍不得卖，每到过春节时，她都要穿几天。当别人夸这衣服质地好，款式新，如今很难买到这样货真价实的东西时，她就赞许地看我一眼，酒窝里装满醉心的笑意。另一次是我应国家地质矿产部邀请，深入福建省地矿战线体验生活。抵达福州时，福建女作家、我即将出版的第一部长篇《欢笑的碧莲河》的责任编辑刘霄带着我逛商店，发现一种新颖时髦的女式风雪衣，在她的参谋和鼓励下，我给妻子买了一件寄回家中。她收到后，以十分高兴的心情给我回信：“感谢你给我买了衣服，我试穿过了，很合适，很好看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聪明了？！”可见，我给她的太少，她给我的太多。

我们朝夕相处，耳鬓厮磨时，她对我的爱，她对我的情，无时无刻不表现出来。我们分居异地，天各一方时，这种爱，这种情，似乎更浓烈，其表现形式也更特殊。

那年，我从汉寿县文联借调到湖南省《小溪流》编辑部工作，她除了每周给我两封信外，每隔三五天还要打一次长途电话，千叮咛，万嘱咐，天阴了，要加毛衣，秋季，要多吃鲜鱼，多吃扁豆炒肉，不要因物价贵舍不得花，身体是本钱。一日凌晨，电话铃响，我正伏案写作，忙抓起话筒，一听是她的声音，以为家中出了什么大事，心儿跳到喉咙口。其实是她对我突然袭击，检查我是否照她规定的每晚不超过十二时睡觉。我撒谎：喝多了水，起床小便。她才没往深里追究。我爱吃鱼，爱吃辣椒，爱吃花生米，她用瓶子、盒子装了，不断托人捎到我手中。她单位的小车司机小何，简直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。一日，阳光正好，我小弟杨远泰驱车300多华里从汉寿来长沙办事，跨进编辑部，迎面递给我一只保温瓶，我奇怪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满满的盛着热气腾腾的清炖鳜鱼。汤汁雪白，香味扑鼻。小弟说：“姐姐给你搭来的。要你趁热吃。”他们尊敬她，不叫嫂嫂，叫姐姐。知我者莫过于妻子，爱我者莫过于妻子，只有她才知道我最爱吃清炖鳜鱼，只有她才想到我单身在外，没有锅灶，将现存的，热腾腾的捎给我，立竿见影，一饱口福。鳜鱼，在长沙几乎见不到，在洞庭湖，在鱼米乡，也极少有，不在农贸市场转十圈八圈，是不可能遇上的。为了给我一丝清甜，为了给我一份幸福，她花了多少心血，费了多少功夫呀！

1988年，我考入武汉大学作家班，离她更远了，团聚的时间更少了。这对她对我，都是痛苦，都是折磨。但为了事业，为了理想的人生，我们不能不作出这种选择，不能不承受这种痛苦。她害怕我在洋学堂里显得窝囊，她不愿高等学府里的人嫌我土气，时新款式的毛衣毛裤织了一件又一件，高级西服添了一套又一套。我反对。她瞪大眼，说：“男人衣，家中妻。丈夫是妻子的一面镜子。你要丢我的丑是不是？”我的同学们尝了她做的腊鱼、腊肉、油炸鱼、辣椒酱、扎辣椒、咸鸭蛋，无不张嘴称赞。

我和她的这种情，这种爱，是从恋爱时逐步发展起来的。1977年秋天，我躲在西洞庭湖畔一安静处所闭门写作。她工作的地方离此二十华里，乘机动船一天可往返两回。她克制见面，目的是不干扰我。姑娘的爱情，总是要有所表达，她到一家梨园，亲手从树上选摘一百只硕大金黄的梨子，为防止腐烂，用一只箱子装了，撤了层层谷壳，密封、钉牢，托人转我。艰苦的创作中，这一百只梨子给了我力量，给了我源泉。不久，她得知我的创作告一段落，便电话约我去看彩排。这台节目，由我编创，由她导演，初次登台与观众见面，我和她的心情是同样激动的。我们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能得到观众的承认。我抄近路步行十几华里，赶往演出地点。中间，要横过那条两华里多宽的大美河。时近傍晚，已不见渡船的影子。我正彷徨间，忽见晚霞映照的河面上，荡起一圈圈涟漪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着我，是那样清脆、柔情。她游泳过来接我了。此时此刻，我什么都没有想，我什么都不用想，一纵身扎进了大美河。这条大美河，当年曾多次迎来隐居附近赤山的范蠡、西施游览赏景，垂钓采莲，也因此而得名。我和她在河心相会。我们笑着，我们闹着，我们一起挥臂，我们一起劈浪，我们一起游过了大美河，我们一起登上了堤岸。

这种浓情，这种蜜意，并没有因结婚，因有了孩子而减弱，反而更发扬光大。我从武汉大学回家，有时误了车，只得中转，每遇这种情况，只要她事先得知，必定驱车接我。一次，我乘车进站已是凌晨二时，她和司机已等候两个半小时。她见到我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总算平安归来了。”跨进家门，儿子在床上熟睡，可厨房里烟雾迷漫，她为我蒸在灶上的饭菜已经烧焦。我们都吐了吐舌头。这就是我们的爱情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